食用菌厂大火5小时扑灭
摘要: 长期以来，我国配套立法工作存在法律过分依赖下位法配套、国家立法权虚化失控、法定配套立法主体随意变化、配套立法文件制定期限过长甚至迟迟不能制定、配套立法文件位阶过低甚至根本不是法等五个突出问题，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因此，这是一种渐进式的民主政治过程。因此，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洲和澳洲国家法律及其制度虽有借鉴之处，但其社会转型对于历史传统国家而言并不具有典型性。
另一方面，移民国家在不同族群文化认同的背景下，更多地通过宗教信仰和法律信仰尤其宪法信仰强化国家认同，美国尤为典型。文章来源：《青海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如同有西方学者所言，在西方以外的任何地方一直没有完全达到那种由受过训练的法律专家对法律予以明确塑造的阶段。但对于社会转型期而言，强调执法和司法的谨慎性则显得尤为必要并具有特殊意义。因此，改革本身在许多方面就是对现有立法及其法治的突破或变通，否则无法推动改革及其法治的最终完善。
[19] 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1页。依笔者之见，解决我国腐败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监督制约体制和收入分配机制等问题，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及其立法只能是权力监督制约体制的辅助配套措施，以解决非体制性缺陷所可能产生的腐败问题。这些助理人员并不是委员个人的助手，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委员集体提供的服务，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
(2)必须明确限定授权的范围，包括授权的主题，委任立法的政策、标准，是否能再授权等。这就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经常开会。又如，经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修改后的《立法法》第62条规定：法律规定明确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对专门事项作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应当自法律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作出规定，法律对配套的具体规定制定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29]《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国务院令462号)第26条：救助基金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保监会、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制定试行。
[51]二是，健全工作委员会的行政编制与机构设置，如法制工作委员会和预算工作委员会只有主任和副主任，而没有委员。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印发的《关于法律配套法规制定的工作程序》明确今后在确定立法项目、起草法律草案的同时，要统筹安排制定配套法规，力争与法律同步实施，个别不能同步的也要抓紧出台，以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
如果说全国人大规模较大，不宜长期开会，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每年会期延长到150个工作日左右，操作起来较为容易，而且这也是我国实行人大制度的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制定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的宪法依据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的兼职代表制度又决定我们不能开太长的会。(5)法律规定国家另行规定或者有关规定的条文共62条，涉及18件法律。
[62]因此，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首先要与相关配套立法主体保持密切联系，及时互通有无，让后者能够有效参与法律的整个制定过程，及时掌握法律的最新草案，把握立法动向，这也是《立法法》第36条的明确要求。在这方面，多次立法所产生的重复和矛盾才是一个严重十倍的问题。[58]参见孟勤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民事立法》，《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五)有些配套立法文件位阶过低，充斥大量法外规范性文件 由于现行法律的很多委任性规则多采用事项+主体+表现形式的表述方式，一般只规定配套立法的主体和内容，至于具体使用何种位阶的配套立法文件，往往表述为由……规定、由……制定实施办法等，未予明确。
其中，法律的配套落实情况自然是立法后评估的重要指标。法律规定国务院制定配套规定的条文共291条，涉及126件法律。
但是人数多了，又不便于进行经常的工作。[26]同前注[2]，徐向华、周欣文。
第八届104人任职，31人未任职。而行政立法是指特定国家行政机关依准立法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活动。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文章来源：《法学》2015年第12期。(2)《立法法》第65条第1款规定的为执行法律的需要制定行政法规，如综合性的实施细则、实施条例和实施办法，其主要内容包括专有名词术语的解释、处罚奖励幅度的具体化、行政执法机关职责的具体化、行政执法程序的具体化，实施法律的具体措施和办法等。将一些法律的条文数量与配套下位法的条文数量进行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
如，《红十字会法》第16条规定红十字标志的标明使用，是标示与红十字活动有关的人或者物。作者简介：童之伟、苏艺，华东政法大学。
笔者认为，之所以存在争议，主要是学者们看问题的视角存在不同，法条授权方式的授权立法与职责立法实际上是一体两面。应该说这在我国立法史上是不多的。
从历史上看，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举行的次数直接影响着立法数量。(3)只能向行政机关授予立法权，一般不能对私人或团体授权。
如，2009年2月1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委员长会议讨论并同意印发《关于法律配套法规制定的工作程序》。[40]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82年第5期。立法无所谓简明不简明，该规定的一条也不能少，不该规定的一条也不能多，关键在于客观实际的需要。尚未配套176项，占51.5％。
[49]有学者统计，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中有56人到专门委员会任职，78人没有到专门委员会任职。[48]有学者统计，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中专职委员与兼职委员的比例是53∶80，第七届是65∶70，第八届是60∶74，第九届是64∶70。
[47]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1页。[16]《出境入境管理法》自2013年7月1日起施行，当时并未生效，书中也一并纳入统计，特此说明。
1954年《宪法》出台后至1965年的十多年时间，有12部法律的22个授权条款涉及授权制定配套立法，但只有2部法律的2个条款出台了配套规定。所以适当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办法。
[28]无独有偶，2003年《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其中，配套立法文件的制定情况可以作为法律案评估的重要指标。[32] 2.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有权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地方人民政府未遵守法律配套立法主体规定的情况。在此期间，全国人大仅制定有关法律问题的决议1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令、单行法规9件，批准国务院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20件。
[47]因此，我们必须从人力物力上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建设。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有必要考虑改变立法先粗后细的做法：立法应当由同一立法机关完成，法律的内容应当充实、周全、具体，一旦生效即可作为行为规则，不必再要实施细则、办法或其他。
有学者通过比较前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总数与会议议程后得出结论，20世纪50年代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期和审议事项的时间，至少3倍于1982年宪法以后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期和用于审议事项的时间。[18]经笔者初步统计，自2013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以来，截至2015年11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闭幕，共制定新法[含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决议]20件，其中法律包括《旅游法》、《反间谍法》、《航道法》、《国家安全法》等。
[1]可以说，上述不适应、不符合问题的种种表现，都包含了法律在配套立法方面的诸多不良情形。[49]从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更是吸收了一批40岁左右的专职委员进入专门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助理。
